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强了我对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偏见。几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无人在家,我们的女仆哈妮姆没征求任何人同意便带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着想朝拜,而是在室内呆腻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们看见二三十人——多半是后街的小商店老板,或给尼尚塔石的有钱人家干活的女仆、厨子和门房,他们聚在地毯上时,不大像集会信众,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朋友。等待祈祷时刻到来时,他们彼此低声闲聊。祈祷的时候我在他们当中走来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游戏,没有人停下来责备我,反倒像我小时候那些大人对我一样,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许属于穷人的领域,但我现在看见——与报上以及我的共和国家庭所丑化的对象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无害的。

然而帕慕克公寓里对他们的取笑,使我知道他们的善良纯洁要付出代价:土耳其现代化、繁荣、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达到。身为西化、实证派的有产阶级,我们有权治理这些半文盲人口,我们乐于防止他们太依赖迷信——不仅因为私底下对我们来说很合适,还因为我们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此。我祖母若发现某个电工跑去祈祷,就连我也看得出这与他没把小小的修理工作干完无关,而是跟妨碍“我们国家进步”的“传统与习惯”有关。

土耳其国父的忠实信徒控制媒体,他们将戴黑头巾的妇女和拨弄念珠、满脸胡子的守旧派当做嘲笑对象,学校为纪念共和国革命烈士举办典礼,这一切都提醒着我,这个民族国家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穷人信众,他们的虔诚把我们这些人跟他们一起拖垮。但与我们家的数学和工程狂热者们感觉一致,我跟自己说,我们的控制权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财富,而取决于我们现代而西化的眼光。因此,我瞧不起跟我们一样有钱却不西化的家庭。这些区别后来站不住脚,因为土耳其的民主较为成熟的时候,有钱的乡下人开始涌入伊斯坦布尔,将自己引见给“社会”。那时我父亲和伯父生意失败,损失惨重,使我们不得不难堪地被不喜欢现世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的人远远超过。如果教育让我们有资格享用财富与特权,那该如何解释这些虔诚的暴发户?(当时我对有教养的苏菲信仰、梅拉那教派或者伟大的波斯遗产仍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被左派人士斥为“富农”的新富阶级持有的观点无异于我们的司机和厨子。如果伊斯坦布尔西化的中产阶级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军事干预,从未竭力反对军事介入政治,那不是因为担心左派分子起义反叛(土耳其左派分子从来不曾强大得足以取得此一功绩),反倒是,精英对军事的宽容是出于担心哪一天下层阶级和暴发户联合起来,从各省蜂拥而来,打着宗教旗号消灭中产阶级西化的生活方式。但假如我再继续讨论军事政变和政治伊斯兰(这跟一般认为的伊斯兰没什么关系),便可能破坏本书隐藏的对称性。

我发觉宗教的本质是内疚。小时候因为对不时出现在我想像中的白头巾尊贵女士不够敬畏,且不够信仰,而使我感到内疚。跟信仰她的人保持距离,也使我内疚。但是——正如同我全心拥抱我经常逃入的幻想世界——我尽我童稚的力量对这种内疚表示欢迎,肯定我的不安能深化我的灵魂,增长我的才智,为我的生命带来色彩。至于住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快乐的奥尔罕,在我的想像中,宗教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安。每当厌倦了宗教内疚感,我便想找到这个奥尔罕,知道他不会浪费时间想这些事,宁可去看电影。

尽管如此,我的童年并非从未降服于宗教的指示。小学最后一年有个老师,如今在我记忆中既讨人厌而且独裁,尽管当时的我只要看见她便快乐无比。她对我笑时,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扬,也能使我肝肠寸断。这位年长、白发、愠怒的女人向我们讲述“宗教之美”时无视信念、恐惧和谦卑等难题,反倒决定把宗教视为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据她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认为斋戒的重要性不只为了磨练人的意志,也为了增进健康。好几个世纪以来,敌视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斋戒之乐。祈祷加快你的脉搏,好比体操,使你保持警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计其数的日本机关和工厂内,吹响哨子表示暂停工作,每个人做五分钟运动,颇像回教徒停下来做五分钟祷告。她那理性主义的伊斯兰,肯定了我内心小小的实证主义者对信念和自制的隐秘渴望,于是斋月期间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斋戒。

虽然我是在老师的影响下做这件事,我却没有告诉她。当告诉母亲时,我看见她虽诧异,却很高兴,还有些担心。她是“以防万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斋戒在她看来也是落后的人才做的事。我并未跟父亲或哥哥提起这件事。甚至在我进行首次斋戒之前,我对信仰的渴求即已变质,成为最好加以保密的耻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蛋糕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